在经过15世纪一系列的铺垫后，四海贸易在16世纪不再是梦想，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深入，全球化的曙光已经到来。
在欧洲，成千上万的舰船正蓄势待发，在更广阔的领域大展拳脚。
航海家哥伦布的克拉克帆船——圣玛利亚号
而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明帝国虽然在一开始有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但随着郑和的去世，明帝国的统治者对这种“徒耗国帑”的游戏失去了兴趣。
三宝太监很多记录和意义是后人的附会
际上其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对传统制度的冲击微乎其微
当然，他们也根本不会意识到真正的海洋贸易意味着什么：下海经商被视为十恶不赦的重罪，八股科举的状元则是文曲星下凡；不远万里来做生意的外国人被蔑称为蛮夷；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还沉浸在自己是上国子民的幻觉中。
就像6500万年前砸在墨西哥湾的那颗陨石宣告恐龙时代的终结一般，当欧洲的商船驶向茫茫大洋的那一刻起，东亚社会的死刑判决就已下达。
哥伦布登陆南美洲
一开始资本主义时代对东亚的震撼并不像对非洲或美洲那么强烈，但对明帝国来说，秦制社会表面已经有了裂痕，这座看起来高耸入云的大厦迟早是要被西来的疾风吹垮。
对明帝国而言，虽有“寸板不许下海”的祖训，但是那些乘风破浪而来的西方蛮夷反而让明帝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西化的前沿阵地。
这其中被称为“倭寇”的海盗势力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起到了独特作用。
“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嘉靖三十四年（ 公元1555年 ），南京城内人心惶惶，这座坐拥上万守军的城池遭遇了几十个倭寇的挑战。
这股攻击南京的倭寇本有三千多人，从登陆之日起，他们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接连洗劫了浙江、江苏和安徽三省，其中一小股倭寇一直流窜到南京城下，之后试图向明帝国的陪都发起进攻。
明 仇英 《倭寇图卷》中的倭寇形象
这场看似以卵击石的战斗却以倭寇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在南京翰林院担任孔目的何良俊在笔记中写到“军士死者八九百”，而对方无一死亡。
在倭寇两个月的活动中，杀伤官兵四五千人，这无疑是对明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来说是一个大大的讽刺。
白江口战役
但在900年前的白江口战役中，唐帝国对日本是顺风平推，到了13世纪末蒙元入侵日本时，日军占有主场优势。
而在明代，日本却能在客场与中朝两国打个难分难解，确是千年以来的一桩新鲜事，只要给一个不入流的小国指点一番，它就能和千年底蕴的东亚老大扳手腕了。
回到正文，那么问题来了，这组“倭寇”的超强战斗力到底从何而来？是时候请出我们的主角汪直了。
这个叫做汪直的海寇是个中间商，欧洲人的航船载着基督文化和火药利器以及他们互通有无的愿望来到东方时，汪直就给他们与日本牵线搭桥。
彼时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而战争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正如英法百年战争撼动了欧洲的秩序一般，在这场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战乱时代中，日本涅槃了。
在日本长崎的汪直雕塑
她如新生儿渴望母乳一般吸取各种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改造过去无论是军事还是制度上的不合理成分。汪直将丝绸等带有东方风情的物件带给西葡荷等国，而又将火枪等物品交给日本。
这大概算的上是东方版的“三角贸易”了，并且三方都很满意。
作为中间商的汪直赚了个盆满钵满，西方人得到了奇珍异宝，日本则收获了大量物资和先进文化，日本人对汪直感恩戴德，视他为“大明国的儒商”，并给他划地松浦津，让他割据一方，成为来自中国的“大名”。
通过海上贸易，日本军队掌握了先进的火器
闭关锁国的明帝国并不了解除朝贡小国之外的势力。此外，明朝已经多年没有经受像日本战国那样的将一切推倒重来的战乱，各地文恬武嬉，沉浸在上国美梦中。
可以说，这时候一个日本武士砍过的人比明代卫所兵戴过的帽子还多。
而且这些经历战火洗礼的武士们还见识过西方的坚船利炮。相比于三眼铳（火门枪）都还没更新换代完毕的明军，日本足轻都搞到铁炮（火绳枪）了。
此时的日本打起明朝来，在一些方面可算作是降维打击。
到了庆长之役明军已经部分换装了西方传来的武器，且在许多技术上仍然保持对日本的优势，却还是被日军的火绳枪所惊诧。
卡加延战役
1582年，卡加延战役，仅仅40人的西班牙正规军就痛扁了600倭寇，这个案例说明日本在欧洲面前还是个弟弟，但恰恰就是日本的“半吊子水平”衬托出了整个东方的战术水平与同时期的欧洲代差已经不是学习一两天就能弥补得了的。
而这种代差，从10年后的庆长之役就能看出，比如明军战术传统且人事布局糟糕，仅仅是拿体量压日军罢了。
这个刚经历了上百年战乱且上千年来不入流的弹丸小国，表现出了惊人的动员能力，力扛体量加起来相当于其几十倍的两个国家，往来数个回合还互有胜负。
这就像班级里倒数第一被老师开了两天小灶，回头就在几门课程考试中比班级第一还高了一般，这说明东亚地区的传统体系与新兴的欧洲体系比已经烂到相当一种地步了。
正道无门，莫怪歧途
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江省杭州府官巷口，人头攒动，随着几声“勾结倭贼，汉奸受死”的怒斥，一个中年人引颈受刃。
“中间商”汪直就这样负着“汉奸”骂名走完了他的一生，他不会想到，他的死会在数百年后引发人们的争议。
被毁前的汪直墓碑
2000年，日本人为了报答汪直，出资在汪直的家乡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为其修建一座坟墓。然而这座坟墓修建后，立刻就被两位认为汪直是汉奸的教授砸毁。
到底该怎么客观评价汪直？我们还要从他的时代环境来看。
据说汪直出生时就有异象，其母梦见一颗大星坠入怀中，并留下“此孤星也，当耀于胡亦末于胡。”
在别的孩子还在“诗书传家”的时候，汪直对那些车轱辘话没兴趣，选择经商。在明朝经商是个好选择吗？
士农工商图
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古代千年以来视商业为末业，这种歧视在明清时期才达到高潮。在唐宋时期，中国在对外商贸方面算的上频繁，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局面。
但到明清时期，传统制度逐渐走向僵化，随着西方的崛起，东方在世界舞台的地位边缘化，内部危机也愈发严重。
明朝政府对外是“片板不许下海”，对内则进一步加强权力，害怕商人团体的做大，严格限制其活动，制定重税。
甚至不惜与民争利，将“盐茶专卖”制度搞得更严。在万历年间，商税收入已是“历税减缩”，“究厥所由，则以税使苛敛，商至者少，连年税使所供，即此各关不足之数也”。
如果汪直老老实实地做个商人，可能三天两头要跟衙门走狗点头哈腰，不然今天一批货被查收了，明天进城被小卒拦下来找麻烦。
明 仇英 《倭寇图卷》中的倭寇登陆
于是他就动了出海谋生的心思，汪直成为“海寇”前这样说道：“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
明政府作茧自缚的政策，使得汪直走向了海上武装走私的道路。
明中后期的倭乱大爆发，是不堪忍受地狱生活的沿海居民对极端农本社会的反抗，构成倭寇主力军的大半是明朝沿海居民。
但是在明帝国地方官的口中，却将这些反抗的沿海居民诬陷为日本浪人，试图将黑锅扣在“境外势力”的头上。
今人所作《剿灭倭寇图》
诚然，汪直的确推动了日本军事技术的进步，确实获得了西方人的物资，他的部队中也有部分武士保镖。
但正如《明世宗实录》所言：“盖江南海景，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甚至有统计数据认为真倭十分之一不到）。
将农民造反定性成是中外矛盾是极不严谨的，按这个标准，美国独立战争也可以说成是法国侵略英国殖民地了。
明帝国后期的沿海倭乱的主导权并不在于日本或欧洲，从这个角度说，汪直至少算是一个“起义者”。
作为志愿军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人儒尔当
与传统的中国起义者一样，汪直还是受限于“反贪官不反朝廷”的思路，他对横征暴敛、不仁不义的大明朝廷还充满了幻想。
比如他多次表示希望明朝能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允许“私市”；为此他不惜主动配合官府，剿灭陈思盼等多股流寇势力，以希望能对明王朝施加影响，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要挟官府，开港互市”。
在1558年，汪直被明政府诱捕，在被捕后仍细数为招安所做的点点滴滴，甚至还提出具有先见之明的想法：如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把通商口岸开放到浙江沿海以解决倭乱，甚至保证“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
可以说，汪直做海贼王只是谋生，其思想没有跳出“父子君臣”的窠臼，连颠覆明王朝的主观故意都谈不上，更别提做汉奸了。
明 仇英 《倭寇图卷》中的倭寇纵火抢劫
他的经济思想虽谈不上“近代资本主义”，但对当时的明王朝已经是比较实用的了。
在西葡两国将东方卷入全球化经济的时代，明王朝的海禁政策与世界格局格格不入，传统的朝贡贸易根本无法赶上新兴海外贸易的增长速度。
在评价汪直这个人时，与其站在现代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探究其“爱不爱国”，不如思考，沿海地区的“假倭”和入侵朝鲜的“真倭”在与西方的贸易中获益匪浅。
当明朝吃了亏后，为何还把汪直在当时世界上并不算是激进的贸易思想视为奇谈怪论？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汪直死后的明朝景象，可以找到答案。
“他死后，洪水滔天”
汪直在生前曾说过一句：“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无奈，汪直死前的这句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当他的旧部得知大哥已死，纷纷投靠别的海盗。而别的海盗不像汪直那般有规矩，群龙无首的倭寇开始变本加厉地打家劫舍。
倭寇侵扰范围
汪直活着的时候，他和他的部下尚且抱有被招安的幻想，而汪直的死使得这些“倭寇”毅然决然地走向反抗之路。
失去控制的海寇们你争我夺，将东南沿海化作修罗场。明帝国的官员们在表面镇压的同时还不忘搜刮民脂民膏，使本来就虚弱的明朝更加雪上加霜。
而汪直这种“见不得光”的地下生意能做大做强，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有庞大的贸易需求。
“隆庆开关”后，月港成为明朝对外重要贸易据点
古代中国的海洋经济从南北朝时代就进入了一个上升期，强大的内需和西方人带来的外需，这其中带来的利益是中原王朝统治者们一个“禁”字所阻挡不了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读四书五经考出来的人上人，他们的智商还不如一个打家劫舍的“海寇”汪直？为何他们不能理解这个简单的经济道理？
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明清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日渐僵化，科举已愈来愈不能适应时代要求。那些士大夫肚子里装的净是一些歪理，什么中国大地物产丰富，朱家皇帝英武神明。
他们生活在“天”国，侍奉着“神”人，学的是“圣”礼。甚至点石成金、呼风唤雨都不稀奇，什么规律都得向华夷之辩、君王权威低头！
祖宗之法就是天理，王上思想就是铁律，哪还有心思研究国内供需还有红毛小子们在搞什么国际贸易？
迷信会使人一叶障目，所以汪直粗浅的“保境安民”的思想也被视为叛逆。
1641年 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完成锁国政策
这不仅是明朝一家的问题，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也不能免俗，他们将欧洲人叫做南蛮，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德川幕府也开始锁国。
可以说，这种坐井观天的心态是东亚社会发展的一大桎梏。
其次是制度之恶。
民族概念是随着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才产生的（这也是不能拿现代人眼光看古代王朝的和战，并给历史人物扣“汉奸”一类帽子的原因）。
在秦制社会，人们心中根本没有“统一体”的概念，维护国家利益更是一纸空文。各个官员也只在乎乌纱帽，出现事变就互相踢皮球。
胡宗宪（1512年11月4日－1565年11月25日）
比如，当浙直总督胡宗宪表现出很大诚意招安汪直，汪直放心上岸谈判，却在之后的游玩过程中莫名其妙被王本固抓捕。
胡宗宪的政敌诬陷他接受贿赂私通倭寇，胡宗宪迫于压力只好撕毁条款。这透支了明廷的信用，幕僚徐渭曾警告胡宗宪：杀汪直事小，但其手下还有数万海盗，中途耍无赖会造成严重后果。
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
但这番鞭辟入里的话并没被胡宗宪听进去，毕竟谁都不愿意被扣上“包庇倭寇”的帽子。
在明帝国的官场冲突中，维护朝廷的“英明”形象最重要，理性的吹哨人说的话往往被看作对大明天威的不自信。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但腐朽的官僚机构真的不能进行相互合作，也没有眼光来思前顾后。
今朝为官今朝狂，哪管倭乱是与非？
奸贼？英雄？
在东亚“海贼王”汪直死后8年后，27岁的英国人德雷克开始了他第一次探险航行，1567年他从英国出发，横越大西洋，到达加勒比海。
凭借成功的跨洋航行，德雷克混得风生水起，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他的黑帆扬遍各个大陆，给英国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年1月27日）英国著名的私掠船船长和航海家
德雷克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民族英雄，被广大民众敬仰和歌颂。
回看汪直，他真正的悲剧不在于被诱捕和斩首，而是作为反面人物被主流历史所冷落唾弃。
相比英国在记录德雷克事迹的传记和文献的浩如烟海，今天的我们在了解汪直时能得到的资料零星残缺，还常常相互摘抄引用。
汪直之所以在历史留下的痕迹如此模糊，正是因为明廷不重视对外关系且把他视为一个破坏农耕社会稳定的“叛贼”，自然无人关注他背后所隐藏的的悲哀与空虚，并对其做深入研究。
观察近代大国崛起之路，海上势力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明英两国对本国“海盗”的不同态度也预示了东西方命运的不同走向。
与德雷克得到人民的爱戴和礼遇不同，汪直的记载寥寥
大而不当的秦制社会不可能因局部的意外而发生根本转变。在面对东南沿海地区混乱不堪的情景，明帝国为了维护统治，可以做出一点让步。
公元1567年，明世宗宾天，明朝进入隆庆时代。
明帝国面对“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的现实，终于认识到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奏疏中说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问题，开始调整海外贸易的政策。
就在同一年，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这些扭扭捏捏的改革也只是打开小小的空隙通通风，为吏治王朝再续几年命而已，无法改变整个明帝国死气沉沉的局面。
鸦片战争
在头疼的“倭寇之乱”平息后，这套体制依然会墨守成规的维持下去。直到鸦片战争将这座大厦推倒。传统社会最终为它们的轻慢付出了代价，但今人还拿过去的有色眼镜看待汪直则是更大的悲哀！
站在文明史观或者全球史观的角度来为汪直做总结：数百年以来，这座被称为“中华帝国”的大厦实则是一座监牢，在明清之际时，狱卒为了掩盖大厦将倾的事实，将监牢的窄窗都给钉上了。
汪直就是手持铁锤将墙壁上的裂缝凿开的人，将来自海洋的新鲜空气灌入了憋闷迂腐的牢狱，他的凿壁声和疾风的呼呼声混成尖锐的哨音，告诉里面的囚徒：“楼要塌了”。
尽管在后面的数百年里，我们可以看到黝黑的青苔逐渐遮住了他凿开的细缝，但时代的阳光会消灭它们赖以为生的阴湿环境，疾风会撕开一道又一道的口子，让更多的人醒来加入汪直未竟的事业。
笔者相信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当那座叫做“东亚传统社会”的废墟的更多角落被世人所发掘所正视的时候，汪直绝不会得到“卖国贼”的评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