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经过太宗、真宗、仁宗，连续四任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政治都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比较繁荣，被后人称为“四圣百年”。
由左至右：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
在这四任当中赵匡胤、赵光义都是响当当的明主，真宗赵恒虽然比不上前两任，但在他任内与辽签订了澶（chán）渊之盟，彻底解决宋辽之间的军事问题，也是一大历史贡献。
宋仁宗赵祯似乎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历史功绩也最少，被一些人认为是平庸之辈，也有人认为仁宗奉行君臣共治原则，对国家实行无为而治。
无为不等于“碌碌”，仁宗朝的四十二年，出现了太多的历史明星。比如范仲淹、吕夷简、韩琦、晏殊、富弼、包拯、欧阳修等。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
名臣众多固然与仁宗在位时间长有直接关系，但能有如此多各色各样的人物活跃在政坛、文坛，也离不开宋仁宗本人的特质、能力、手段，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仁宗朝政治气象。
多年之前红遍全国的“包青天”系列电视剧，故事背景就发生在仁宗朝，只不过当时宋仁宗是绝对的配角，甚至都缺乏人物性格，仅仅是一个脸谱符号。
电视剧《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最近上映的电视剧《清平乐》展现了对宋仁宗时期历史风貌的想象，去年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剧情发生在宋仁宗时期。
应该说，仁宗在位的这四十二年是有相当的价值和魅力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我们不妨把四十二年的历史，浓缩在四个横截面中，以此来全面地评价仁宗时代。
慈悲宽厚是为仁
宋仁宗赵祯被认为是宅心仁厚的典范，死后上庙号为“仁宗”。
在稗官野史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仁宗的小段子。
尝春日步苑中，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官中，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进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 《宋稗类钞·卷一》
大致意思：仁宗在御花园散步，回到宫中跟妃嫔说，口渴得很。妃嫔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不让下人准备好水给你喝？仁宗说，看见下人们都没带水壶，要是向他们要水喝，就会因为失职而受罚，所以就忍着不说。
《清平乐》剧照
同一本书中，还记载了王素劝谏仁宗放走两个姬妾，仁宗给她们准备了盘缠立即出宫。别人不解为什么要这么快，仁宗说怕走慢了对她们心生爱怜，就不舍得放她们走了。
《宋稗类钞》并不是什么严肃的史书，里面的段子未必可信，即使是这些段子本身，似乎还有逻辑漏洞。
仁宗看见随从都没有带水壶，害怕向随从要水喝，他们拿不出水器，就会因为失职而被治罪。但随从被治罪与否，不是仁宗决定吗？难道会有一种完全独立的司法机构，客观评判随从的行为，自动定罪处罚吗？
如此想来，此事可信度不高。
电视剧《清平乐》群臣 剧照
无风不起浪，宋人爱讲八卦，道听途说的故事并不是毫无根据。至少这些小段子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的引领者则是文人士大夫。
也就是说，宋仁宗仁慈宽厚的名声，必定是被文人士大夫传颂开来的。
明道二年（1033年），宋真宗遗孀，也是宋仁宗的养母刘太后去世。
当时宋仁宗的皇后是刘太后生前指定的郭皇后，仁宗对她并不喜欢，刘太后去世后，仁宗就动了换皇后的念头。
郭皇后既是将门之后，又有刘太后撑腰，性格比较跋扈，正好就在仁宗动了换皇后心思的当口，掌掴嫔妃误伤仁宗。
刘娥（969年—1033年），章献明肃皇后，宋真宗赵恒皇后，宋朝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
图源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仁宗借机下定决心废后。
此时，范仲淹时任右司谏，对仁宗说：“皇后不可废，宜早息此议，不可使之传与外也。”仁宗不听。
范仲淹岂肯善罢甘休，联合御史台的官员准备在垂拱殿门口堵仁宗，仁宗大怒，把范仲淹贬出开封，担任睦州知州。同时下令御史台，严禁官员议论此事，不得接受劝谏的奏疏。
1033年，宋仁宗刚刚23岁，似乎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此时的事迹不能用来评价他的一生。
皇祐三年，宋仁宗41岁了。
这一年，仁宗格外关照外戚张尧佐，给了他宣徽使等好几个重要官位。
唐介（1010年－1069年5月4日），字子方，江陵（今属湖北）人，北宋著名谏臣
殿中侍御史唐介谏仁宗，不要隆宠外戚。仁宗推脱说任用张尧佐是宰相的建议，唐介又弹劾宰相文彦博，说文彦博是贿赂宦官和嫔妃才爬上来的，现在又建议重用外戚，是投桃报李，私结后宫。
对仁宗来说，如果认可了唐介的劝谏，无异于表明仁宗是个放任后宫干政的昏君，一时盛怒，竟然与唐介当庭吵了起来，把唐介贬官到了岭南。
这两件让仁宗盛怒的事情都与后宫的女人有关，看起来23岁的仁宗和41岁的仁宗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不过23岁的仁宗不仅迁怒于范仲淹，还对群臣下了封口令；而41岁的仁宗在发怒贬谪唐介之后的第二天就有限改变决定，把唐介重新贬到条件相对好的地方，并且派人护送。
庆历八年闰正月，宫中一群卫士作乱，深夜进攻皇帝寝宫。
曹皇后见状，镇定自若地指挥宫人抵抗乱兵，保护了仁宗。作乱的卫兵都被当场杀死，人们无从知晓这一场叛乱的幕后主使是谁，动机是什么，有谁参与了阴谋。
慈圣光献皇后曹氏（1016年－1079年11月16日），真定灵寿（今河北灵寿）人
图源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事后，仁宗对负责宫廷禁卫的几个官员都作了宽大处理，没有再杀一个人。仁宗的宽容似乎并不合适，论功行赏也不在点子上，平叛立下头功的曹皇后不仅没有得到褒赏，反而受到仁宗的调查。
当然，对于官员据理力谏，仁宗不予追究的情况也有很多，留下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故事。
最重要的，即使因为直言敢谏而被贬的官员，待遇也不算差。
晏殊（991年—1055年2月27日），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图源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等名臣，都有被贬的经历，但是外放的地方条件都不算差。
这一点与仁宗的继任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轼被贬儋州，吕惠卿被贬建宁军，黄庭坚被贬涪州、黔州，都是边陲蛮荒之地。
即使唐介被贬岭南，也还派人护送，并且将贬谪地从条件很差的春州改为相对较好的英州。
庆历三年，淮南一带爆发了王伦起义。
乱兵打到高邮，此处的地方官晁仲约估计自己兵太少，可能无法抵抗乱兵，就想了个歪点子，给乱兵首领送一大笔钱，打发他们离开去别处攻打。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
图源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此计虽妙，却大大有损朝廷的面子。仁宗非常生气，要杀晁仲约，范仲淹劝谏皇帝宽恕他。富弼不理解，范仲淹说：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
宋代善待士大夫的风气，正是太祖、太宗以来形成的祖宗之法，而非仁宗的专利。
仁宗多少还是能做到善遵祖训，况且还有一大群如范仲淹这般贤德的官员时时辅佐、劝谏，这种执政风格与仁宗的继任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许，这就是文人士大夫在仁宗死后依然十分怀念仁宗时代的原因，也是仁宗慈悲宽厚的历史书写的渊源吧。
那么，对大臣如何处置，是宽容还是惩罚，仁宗依据什么来做选择呢？
你方唱罢我登场
庆历四年夏，仁宗召参知政事范仲淹，问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仁宗问：朝中真的有朋党吗，如何才能禁止朝臣结党呢？
范仲淹回答说：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各为一党，在主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不可禁也。 《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庆历党议》
范仲淹光明磊落，并不在意什么朋党不朋党。况且人文士大夫政见相似，就会走到同道，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而互相扶持，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国画 《范仲淹察访太湖水道》葛鸿志 作
可是这句话却像一把利刃刺进了仁宗的心房，这次召对之后一个多月，范仲淹就离开朝廷，被派去宣抚陕西了。
为官多年，范仲淹未必不知道仁宗皇帝如此发问的用意。
仁宗最忌惮朝臣结党，互相攻讦，但仁宗又需要范仲淹处理政务，如此发问其实是想让范仲淹自证清白，好堵那些反对范仲淹者的嘴。
结果范仲淹如此回话，属于不打自招，离职的命运也就成为了必然。随后，欧阳修的一封奏章呈到仁宗面前，强化了仁宗对于范仲淹“结党营私”的“正确判断”。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朋党论》
即便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他的妙笔生花也无法让仁宗正确认识朝臣之间的关系。
唐末、五代时期，旧门阀士族的影响渐渐消亡，选拔官员以科举取士为主，社会风气为之一大变。
科举成为平民晋升仕途的唯一途径
由于绝大多数人都出自平民布衣家庭，他们之间的人际联系不再以血缘为主要纽带，取而代之的是由科举制度派生出的师生和同学关系。
血缘是先天的，师生、同学是后天的，人们选择与谁接近、与谁疏远，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关系较好的士大夫往往理念相近。
太祖、太宗时期，国家新创，士大夫人际网络还没有完全形成，五代时期武将和军阀的社会影响力还没有完全消解。
到真宗、仁宗朝，文人士大夫彻底成为社会政治的主导力量，其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力就慢慢显现出来了。
剧中仁宗以“孝道”抗衡刘太后
仁宗以幼冲即位，朝政由养母刘太后决断，宰执群体延续了真宗朝遗留的配置。
刘太后死，仁宗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三司使等最高官员共七人全部罢官，掀起一场清除“后党”的风波。
仁宗罢黜旧臣，更换上来的宰相、枢密使们却不合格，迫使仁宗不得不在半年后就请回前任宰相吕夷简。
频繁更换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这二府的官员是仁宗朝特色，亲政三十年，更换了宰相和枢密使四十多人。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
六百多年后的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评价道：
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宋论》卷四《仁宗十二》
王夫之指出，仁宗更换高官的首要原因是“人言”、“相攻”，次要原因是“大过”、“计乖”。
也就是说，仁宗对于朝廷官员的言论十分敏感，这也许就是有人认为仁宗时代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原因。
但换另一个角度来看，官员们的言论真的能够左右仁宗的决定吗？
恐怕不然。国之至尊，圣明独断，决策怎么可能被下属官员左右，对于“人言”，听与不听取决于仁宗自己。
那些因劝谏仁宗而被罢官贬谪的官员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仁宗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
剧中晏殊教授仁宗为君之道
仁宗对“人言”有另外一层更深层次的考量。
宋代科举社会，文人容易形成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朝中聚集为一个一个“小圈子”。小圈子文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宰相等高官控制政局，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又给皇位上的人制造了权力受到威胁的担忧。
从国家初创到仁宗朝八十余年，文人人际关系网络的成熟使君臣权力角力愈演愈烈。
仁宗为了统驭高官，频繁开展权力结构重组，所谓“人言”仅仅是重组权力的借口罢了。
直言进谏范仲淹
仁宗最不爽官员结党，但他也深刻认识到，小圈子文化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固有现象。
既然不能被消除，不如让他们互相倾轧，反而起到抑制官员结党的效果。仁宗朝经常举行“廷辩”，仁宗不表态，而让两方官员互相辩论。
正是皇帝故意不表态，让立场截然不同的两派官员都有据理力争的空间，从意见相左发展到人身攻击，最后皇帝顺水推舟全部拿下，颇有“引蛇出洞”的意味。
这样的仁宗，哪里是“共治天下”的典范，分明是玩弄权力的高手。
重文抑武的后果
公元1038年农历十一月，宋仁宗改元“宝元”，意思是吉祥如意。
就在宋朝君臣庆祝国家吉祥如意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一个月之前位于西北的党项人首领元昊称帝建国，建立西夏。
讽刺的是，一个月之后宋仁宗改元“宝元”，似乎是在庆贺元昊荣登大宝。
宋仁宗吃了个苍蝇，十分郁闷。
夏景宗李元昊（1003年6月7日—1048年1月19日），党项族，西夏王朝开国皇帝
此前，对于西北边境的变化，宋廷几乎一无所知。元昊改姓、更名、剃发，如此多的重要举动，汉文史料都无法确定年份。
一旦西夏正式建国，大宋这架精密复杂的机器就开始运作，重视并尝试解决西北边疆问题。
首先当然是要把倒霉催的“宝元”年号改为“康定”，即平定疆土的意思。
北宋、辽、西夏形势图
1040年二月，元昊发兵大举攻宋，妄图占领关中、威胁四川，要与宋廷二分天下。
此时，宋军还是秉持老传统，打仗没有主将，兵分四路，互不统属，分别由夏竦、范雍等人统领。
图源电视剧《清平乐》夏竦（985年－1051年）剧照
夏竦是个翰林学士，曾任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范雍是后蜀宰相范仁恕的后人，曾任右谏议大夫，两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文人。
夏竦是以从二品吏部尚书衔知永兴军，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范雍以从三品吏部侍郎衔知延州，兼鄜延路都部署。
实际领兵的副帅刘平是个武将，虽然职位是鄜延路副都部署，只比范雍小一级，但自身的官衔却仅仅是个从五品的殿前都虞候，差距巨大。
五代十国后期形势图
自宋太宗以来，为了防止军阀割据，确立了重文抑武、强干弱枝的“祖宗之法”，武将地位较低，且往往以文人统兵打仗。
且国家的主要军队都集中于京师，地方仅有少量武装力量。即使是西北边境，宋军也没有准备足够多兵力。
1040年正月，元昊首先攻击范雍所在的延州，由于延州防御薄弱，范雍召庆州的刘平率兵增援。
延州之战
元昊用疑兵之计夺取延州外围据点金明寨，包围延州，又在三川口设伏，围点打援。刘平领兵到达山川口，中了元昊伪报之计，进入夏军伏击圈，大败。宋将刘平被俘虏。
一战而败，仁宗走马换将。
范雍被贬到安州，任命夏竦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经略安抚副使。
仁宗继续任用文人统军，显然还是为了遵守祖宗之法，而且太宗开始抑制武将至今已经过去了两三代人，大宋也确实拿不出智勇双全的统军之将了。
好在上天眷顾，赐予大宋朝廷这个不世出的千古完人范仲淹。
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
图源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在职位的安排上也颇见仁宗的权术心机，范仲淹是韩琦推荐的，仁宗怕他俩结为朋党，尾大不掉，特意安排夏竦仍任西北最高指挥官，韩琦和范仲淹并列副手，互不统属。
上有夏竦节制二人，下有两人互相牵制，仁宗的手腕不可谓不高。
1041年春，元昊十万大军向渭州扑来。
这回，首当其冲的是韩琦。夏军机动性强，不计城池得失，以劫掠人口物资为战术目标，于是韩琦命宋将任福率兵迂回至夏军后方骚扰设伏。
韩琦叮嘱任福，可战即战，不可战即撤。
可是，战场之上谁能准确定义什么叫“可战”，什么叫“不可战”呢？果不其然，任福又中了元昊诈败之计，在好水川口进入夏军伏击圈，全军覆没，任福战死。
好水川之战形势图
好水川之败，让人想起太宗时期的宋辽高梁河之战。
一样的文人居中指挥，一样的武将互相牵制，没有全权负责的一线指挥官，也没有熟知战场风云变幻的智勇之帅，怎么可能战胜堪称军事天才的对手呢？
此后，宋军用范仲淹之策，坚壁清野、固垒而守，夏军就占不到什么便宜了。
长久的战争，拖垮了西夏的国力，好战如元昊也只能罢兵求和，大宋算是稍微缓解了西北边患。
狄青（1008年—1057年），字汉臣，汾州西河人
出身贫门，自少入伍，面有刺字，善于骑射，人称“面涅将军”
在范仲淹经略西北期间，认识了一个脸上刺字的年轻人，名叫狄青。
经过一番长谈，范仲淹认定狄青是国之栋梁，并且送给他一本《春秋左氏传》，要他好好研读，做个文武双全之将。
狄青不负范仲淹的厚望，数立战功，后来被调入京城，升任枢密副使。
《宋史》对狄青的评价是：
青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 《宋史》卷二百九十《狄青传》
能给出这样的评价，说明狄青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并不轻易言语。
这恐怕也是仁宗如此看重他，并将他从一介士兵提拔到执政团队的重要原因。
不过狄青有个硬伤，就是他的出身。
枢密使是国家最高军事长官，长期以来主要以文人充任。在重文抑武的祖宗之法中，前线统军将领尚且由文人担任，更不用说位在枢机的枢密使了。
以狄青任枢密使，宰相庞籍就明确表示反对。
《狄青风雪夺征衣》
但仁宗也有自己的考虑，狄青一介武夫出身，与科举出身的一干文人士大夫都没有太多交集，仁宗大概是希望以此来限制朝臣拉帮结派。
由此也能看出，所谓“祖宗之法”其实也没有一定之规，什么符合当前需要，什么就是“祖宗之法”。
在狄青当了四年枢密使之后，仁宗却又将他罢免，此时的理由又是“祖宗之法”。
原来，尽管任命狄青为枢密使是为了限制文臣，但狄青在军中有威望，在朝中为枢密使又掌握了调兵之权，这让仁宗很不放心。
开封有谣言说，狄青家的狗长出角来，还说狄青在相国寺内身穿黄袍。
我们可以想见，这些谣言肯定都是假的，但无风不起浪，这些谣言的出现正好证明了仁宗对狄青的猜忌。
狄青离开枢密使职位之后，仁宗依然定期派人以“探望”之名监事狄青的动向，这让狄青十分恐惧，没过半年就郁郁而死。
先天下之忧而忧
自宋建国到仁宗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一直在稳步增长。
这其中既有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的因素，也有税负加重的因素。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
包拯就认为：
天下税籍有常数矣，今则岁入倍多者，何也？盖祖宗之世所输之税只纳本色，自后以用度日广，所纳并从折变，重率暴敛，日甚一日。 《包孝肃奏议集》卷一《论冗官财用等》
虽然仁宗时期财政收入比太祖、太宗时期有了较大增长，但支出的增长却并不与收入增长呈正比。
宋初，国库储蓄丰厚，财政收支也总有盈余。
到宋真宗景德年间，岁入四千七百万，支出达四千九百万，出现超支的状况，但这也仅仅是偶然现象，绝大多数年份依然有盈余。
但到了仁宗朝，由于对西北用兵，财政支出大增，朝廷开始感觉到紧张了。
一国的财政本就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军事预算也应当是财政支出的项目之一。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街市 剧照
健康的国家财政必须有一定弹性，使得国家能够应付战争、灾荒等突发状况而不至于打破既有的财政收入结构。
然而，北宋立国半个多世纪了，天下承平，财政支出应该比较平稳才是，为什么一有战争就让财政捉襟见肘了呢？
有人拿澶渊之盟之后的“岁币”说事，但“岁币”是每年固定的预算内支出，在财政收入年年增长的大形势下，固定不变的“岁币”对财政支出的影响是正向而非负向的，这完全是一笔该花的钱。
财政吃紧，显然是不该花的钱太多了。
宋朝采用募兵制，在宋仁宗时期军队数量达到新的高峰，禁军数量达到八九十万人。
边境地区，还有数十万厢军，庆历年间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厢军合计达四十万人。
仁宗庆历时期，张方平统计在院使臣六千五百多人，京官、朝官两千八百多人，其他地方官员一万余人，但实际任事的职位只有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与北宋的官制分不开，北宋的官员有职、官、差三种头衔，职是表示文章水平的各种学士等，官是按照唐代三省六部九品制设立的各级官衔，差则是实际管理的事务。
剧中范仲淹和晏殊的对话
绝大多数多出来的官员，并不具备差遣，只有官衔，也就是吃空饷。
中央财政开销巨大，为了敛财，宋代设立了工商业的国营专卖制度，盐、酒、茶叶，乃至油、酱、醋等生活必需品都由朝廷垄断经营。
不仅垄断，甚至还不能跨区域经营，朝廷甚至有能力保证一个地区的价格与其他地区不一样，以防供求关系不同而导致朝廷垄断利润波动。
为了执行这样复杂的国营专卖体系，又要建立一整套正常官制之外的系统，而这套负责敛财系统也得由财政养活。
难怪包拯说，“重率暴敛，日甚一日”。
吃空饷的官吏太多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范仲淹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一篮子改革方案。
而这十条举措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整顿吏治，一类是富民修兵，一类是整顿法度。
其中前五条全部是关于整顿吏治的，可见整顿吏治为改革的重中之重。
范仲淹并不是一根筋的幼稚之人，庆历新政关于整顿吏治的条陈，并没有直接触及大宋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没有直接取消有关的部门和官职。
换句话说，范仲淹没有直接让冗官、冗兵“下岗”，而是设计了一套制度让他们完成渐进式的自我更新。
与多年后的王安石变法不同，王安石的措施是不解决朝廷的问题，而尽量挖掘民间潜力，换句话说就是折腾老百姓；范仲淹坚决不折腾老百姓，而是折腾朝廷，根除财政的庞大包袱。
如果改革能够推行下去，宋代的财政就有望从“量出为入”改为“量入为出”。
范仲淹认为，有仁宗的支持，他的新政一定能够推行下去。
电视剧《清平乐》范仲淹剧照
可是仁宗真的支持范仲淹吗？
仁宗虽然意识到问题，也想解决问题，但他并不想像范仲淹一样真正折腾朝廷、折腾百官。所以在职务任命上，仁宗仅让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他的头上还有宰相晏殊。
仁宗打的一手好算盘，在推行“庆历新政”的过程中，范仲淹负责得罪人，晏殊负责安抚人。
如果范仲淹有本事把新政推下去了，问题解决了，到时候让范仲淹当宰相，晏殊也乐意让贤；如果范仲淹新政受到的阻力太大，就让宰相晏殊主持政务；如果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扩大自己的小圈子，形成朋党，也有宰相晏殊制约他。
无论如何，永远正确的人是仁宗。
庆历四年夏，新政的反对声越来越大，仁宗对范仲淹的防范和猜忌也逐渐达到顶峰。
欧阳修和韩琦
这才有了仁宗问范仲淹朋党之事。范仲淹的回答，欧阳修的《朋党论》，一个是君子磊落之言，一个是千古文章名篇。
但就连范仲淹的亲儿子范纯仁都不能完全认可他们的说法。
因为现实就是现实，与理想有很大差距，谁又能保证君子永远不会用小人手段，进而蜕变为小人呢？
范仲淹最终离开朝廷，庆历新政失败了。
随着宋夏战争的结束，军费开支下降，仁宗朝的财政状况有了一定缓解，冗兵、冗官、冗费等问题也不那么紧迫了。
仁宗不需要范仲淹，范仲淹也知趣。只是大宋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今不发作，不等于以后不发作。
可是世上有几人能像范仲淹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呢？
结语
宋仁宗时代，与其说是与士大夫“共治”，不如说是弄权。
只是君主弄权无可厚非，就算是范仲淹这样的完人，也不见得会反对。
仁宗终其一生都在限制、打击朋党，但北宋的朋党政治却也是从仁宗朝正式拉开序幕。
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对朋党的评价是这样的：
朋党之争，盖因趣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致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率由此也。 《宋史·范纯仁传》
在君主政治下，天下一人，所有官员都是皇权的代理人和附属品，并不具备自主性。
虽然官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职权，但选任官员的权力属于主上，即使官员道德品质再高，也应该且只能对一人负责，而绝不可以对同僚或者自己的小圈子负责。
这也就是范纯仁反对朋党的主要原因。
君主们大概没有范纯仁那么好学问，但天生就知道该怎么做。
仁宗频繁更换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等官员，就是为了不让他们在朝中结合成小圈子。而官员互相攻讦，往往顺水推舟，将他认为处于强势一方的官员罢去，瓦解他们的势力。
庆历新政失败后，辽夏战争爆发，范仲淹对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认为辽夏可能联手侵宋，也不排除范仲淹故意为之，以躲避政敌的攻击。
仁宗同意范仲淹离开，借机也拆散了范仲淹搭建的新政班子。
宋仁宗忌惮党争，但其实党争也是仁宗自己一手造成，如果不是仁宗惯用两面手段，频繁拉一派，打一派，给朋党攻讦的空间，也不会形成北宋官场上的党争文化。
但宋仁宗终究还是有很大的度量，至少比他的继任者们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范仲淹走后，尹洙指责仁宗，让范仲淹来的是你，赶走范仲淹的也是你，仁宗没有怪罪他。
不管怎么说，宋仁宗还是配得上一个“仁”字的。
宋仁宗宽厚的本质，是不十分在意面子，而在意真正的权力——也就是对朝臣、对国家的实际控制力，他说话有多少人会真正服从。
越不在意面子的领导，越具有真正的控制力，一旦下令，下属心悦诚服，真心拥护。
而越在意面子的领导，表面上看威风无比，唯我独尊，实际上人人心里都不会信服，下的命令反而没人听。
这就是表面“权力”和实际权力的区别，领导水平的高下也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