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月28日下午5时，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一审正式宣判，孙杨在与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一案中败诉。裁决书显示，孙杨被处以禁赛8年的顶格处罚，即日生效。
孙杨禁赛8年
被处以禁赛8年的定格处罚，孙杨称之为不公平，并说：“我坚信自己的清白！坚信事实必定战胜谎言！”
“积极配合”
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起因是在2018年9月4日，孙杨在杭州接受了一次赛外兴奋剂检查，由于对检查人员出示的资质证明存疑，此次检查最终没能完成。
由此孙杨一方开展了后面一系列的诉讼，而根据此次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结果来看，孙杨输在了不懂法律、错误理解规则、过分依赖团队（尤其是他妈）。
而他之所以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跟他用不用兴奋剂没什么关系，处罚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不配合检查、破坏了行业规则。
那么，问题来了，国际反兴奋剂组织为何对运动员在兴奋剂方面如此严苛？
不小心当了老大哥的“教师爷”
自从现代奥运会开始面向全球运动健儿后，运动员们为了提高运动成绩、突破世界记录的手段数不胜数，但是兴奋剂是其中最为不堪的一种。
在世界反兴奋剂史上，最早通过国家系统帮助运动员获得金牌的是一个我们熟悉的国家——东德。
1976年，面对在经济竞赛上的全面输给了西德政府的定局，东德为了提升国家凝聚力，提高民族自豪感，决定在奥运会上把场子找回来，而拿到奥运会金牌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宣传机会。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德
在这种复杂的国家利益的趋势下，东德官员决定将自己的国家人为改造成一个体育强国。
于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利用兴奋剂提升运动员成绩的计划开始了。
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官员们开始向所有有潜力的运动员（包括10岁的儿童）服用口服Turinabol（一种类固醇激素），并告诉运动员这些蓝色药丸是维生素。
甚至于这些运动员被带到国家研究所，研究类固醇在人体内的代谢周期，然后好让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检测中幸免于难。
前东德运动员海蒂·克林格
而这些药物通常是在运动员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的。
事实证明，东德政府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运动员卡罗拉·尼奇克（Carola Nitschke）在其14岁的打破了世界蛙泳纪录。
虽然，卡罗拉·尼奇克取得的惊人成绩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怀疑，但是因为当年检测技术的缺陷，并没在科学上拿出过硬证据来证明东德运动员服用违禁药品。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奖牌榜
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东德大爆发，一口气获得40枚金牌，将美国踩在脚下，紧随老大哥苏联位列金牌榜第二，同届西德仅获金牌10枚。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抵制，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东德达到顶峰，共获47枚金牌，老大哥苏联则获得80枚金牌。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依旧获得了37枚金牌，以1枚金牌的优势力压美国，位列金牌榜第二，而西德获得11枚金牌。
东德终于在奥运赛场上把对手“踩在脚下”。
这种击败对手的通体舒畅感，还没享受几年，1990年，东西德统一，一个科学小组检查了东德情报部门和档案馆的资料，发现了一个内部代号为“1425”的计划，曝光了东德运动员集体服用禁药的实情，这让曾经的“奥运金牌大国”颜面扫地。
1997年，由于长期服用禁药，海蒂·克林格不得不去做了变性手术，变成了安德里斯·克林格
克林格表示，“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女性的青睐，而我也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个男人”
禁药虽然让东德在奥运会上大放光芒，但也造成很多运动员出现了严重的肝脏和心脏问题（其中100多名运动员猝死），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这些禁药的受害者在事后发起了诉讼要求国家赔偿。
当东德运动员在竞技场上所向披靡的同时，前苏联体育研究院院长波尔图卡洛夫看到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于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始计划前苏联的兴奋剂计划。
“我们拼的不是运动员，而是药剂师”
1983年末，在宣布抵制洛杉矶奥运会数月前，前苏联体育官员给本国田径队的负责人下达了详细的指令。
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
这些官员说：“为了确保在1984年的夏季奥运会赛场上胜出，（运动员）光是口服类固醇片还不够。田径队还应该给队内的顶尖运动员注射另外三种合成类固醇”。
而就兴奋剂使用方案，前苏联的体育官员给出了具体剂量和时间表，他们表示：“在莫斯科的体育研究所备有数量充足的违禁物质”。而该研究所是政府下属体育委员会的分支机构。
图为1983年11月24日前苏联体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记录
在该次会议上批准了为参与各个田径项目的运动员制定“针对个人的特殊药物制剂名录”
而为了备战1984年的洛杉矶夏季奥运会，前苏联专门建立了“国家田径运动兴奋剂体系”，以帮助和指导运动员“科学服药，创好成绩”。
同时指派克格勃人员冒充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机构成员，进入运动会检测机构工作，现场指导、协助和掩护前苏联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并顺利通过检测关卡。
1980年7月22日莫斯科奥运会,前苏联赢得艺术体操团体金牌
尽管后来前苏联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但是体育研究院院长波尔图卡洛夫却在莫斯科签署了一份田径运动员“在体系框架下服用类固醇”以及如何完善这一体系的报告，将“以兴奋剂创优异成绩”定为国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苏联解体后，波尔图卡洛夫继续供职于俄罗斯的体育部门，并且担任要职。
前苏联人这样说：“前苏联体育拼的不是运动员，而是药剂师。”
荣誉、仕途、金钱，让他们无法拒绝
虽然兴奋剂会让运动员产生严重的副作用，但在个人钱途、国家荣誉面前，这些副作用显然不如一块实打实的金牌更重要。
毫无疑问，李宁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体育运动员，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而一个奥运冠军往往意味着数十万美金的广告费，至于田径、游泳等热门项目更是有极为丰厚的广告收入，在一些特殊国家，成为一个奥运冠军可以轻松走入仕途成为体育系统举足轻重的官员。
毕竟，即便是顶尖运动员的黄金期也就十几年，如何在退役后找到一个铁饭碗，是一个优秀运动员时刻考虑的问题。
而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风潮始于1986年。
当年，泳协聘请了一名名叫克劳斯的东德人担任主教练，这名东德教练给当时体育科学甚为落后的中国带来了三件法宝：高原训练、血乳酸测试和兴奋剂。
由于国内没有专业的兴奋剂检测中心，这一时期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被查的事例并不多见。
其中比较出名的是1988年2月15日，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第15届冬季奥运会上，速滑名将叶乔波的赛前尿样测试不合格，被查出违禁成分——甲基睾丸素。因此被取消参赛资格，同时被处罚禁赛15个月。
1994年2月1日，美国纽约，王军霞与教练马俊仁一齐捧着欧文斯奖杯
随后，这种“弯道超车”的秘籍就被我们的学到了家，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马家军事件。
药魔马俊仁利用中国反兴奋剂检测不先进以及其本人对药物动力学的精妙运用，使其带队的田径队屡夺世界大赛的桂冠，一时轰动世界体坛。
看见曾经在田径项目上一张白纸的中国田径队，在国际体育赛事上屡次创造奇迹，这让很多外国田径队教练动了来东方田径大国“抄作业”的念头。
1996年，王军霞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女子5000米金牌
成为中国首位获奥运会长跑金牌的运动员，被誉为“东方神鹿”
但马家军被调查不是因为成绩太好，而是一次意外。
1994年亚洲运动会上，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德梅罗德（Alexandre de Mérode）公开指控中国国家游泳队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并对中国反兴奋剂成效提出质疑。
与此同时，中国游泳队爆出兴奋剂丑闻，马家军的主力王军霞的出走，引起了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怀疑。
虽然马家军成为了飞行检查（一种场外突击检查）的对象，但是飞行药检没有抓到其把柄。
“药魔”马俊仁
一年后，我国迅速颁布《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暂行规定》，宣布将采取措施以提升中国兴奋剂检测力度。
几年后马家军黯然退场。
随着现代科技不断的进步，运动员为了取得成绩铤而走险服用兴奋剂成了一种“潜规则”，但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检测手段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让那些想依靠药品获得成绩、破坏公平的运动员越来越难。
结语
服用兴奋剂和反兴奋剂是一部永不停止的猫鼠游戏。
1968年，国际奥委会开始在第十九届东京奥运会中开展兴奋剂检测，但当时的检测技术对惯用的合成类固醇毫无办法。
虽然在那之后，兴奋剂检测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新一代兴奋剂的研发速度要更快。
EPO（Erythropoietin）
比如：EPO（Erythropoietin）促红细胞生成素是一种治疗贫血等血液疾病的药物，由于能促进红细胞生成，提高身体的耐力，被很多耐力项目选手用作兴奋剂。
虽然EPO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人们都无法检测这种兴奋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兴奋剂项目里这样写道：“体育纯粹是为了展示真我并发觉自己独特的潜能。在体育比赛中获得成功需要端正的态度、勤奋的练习、时间的积累和不懈的努力，展现出你自然的最佳状态就是最好的。人们会通过你的表现而并非仅凭结果来评价你。”
只有当小小的一块金牌不再被赋予“人民期盼、国家荣誉、民族崛起”的沉重包袱时，这种集体作弊的行为或许才会在体育赛场上彻底消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