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作为一项古老的比赛形式，发源于古希腊。
在最早的奥运会优胜者可以获得橄榄编织而成的桂冠，它本身没有多少价值，是纯精神的奖励。在那个时代，恐怕没有多少参赛者为了博得这种崇高的精神荣誉而作出背弃体育精神的事情。
《掷铁饼者》是希腊雕刻家米隆于约公元前450年雕刻的青铜雕塑
原作已经丢失，复制品现收藏于罗马国立博物馆、特尔梅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
不过随着古希腊的奥运会进入鼎盛时期，为了鼓励人们踊跃参加比赛，物质奖励也逐渐丰厚起来，有一些城邦还给予优胜者免税的待遇。
所以，越来越多人将参加体育比赛当作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出现了像雇佣兵一样流动于各个城邦之间，以参加比赛作为谋生手段的运动员。
在古代的这些“雇佣兵”运动员当中，流传着一些提高运动技能的方法，比如咀嚼可可或者饮酒。而这就是现代体育兴奋剂的滥觞。
现代奥运会每一次圣火都是从奥林匹亚赫拉神庙里
由少女扮成古希腊祭祀的样子，用“聚光镜+甘草”的采集
其实，以体育比赛作为营生，本已违反了古代最朴素的体育精神，但应该允许一些事物的意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改变。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借助于外力让自己的身体获得比自然状态更强的运动能力，有违比赛的公平。既然崇高的原始体育精神已经不存在，那么公平就是体育的底线，一旦踏破这条底线，体育就不复存在了。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对韩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如今，现代体育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产业，体育比赛拥有远超古代社会的经济价值和政治影响力。前苏联、东欧等国家以举国之力花费公帑支持运动员参赛，把比赛结果当成国家实力的象征，在国家荣誉面前，固然有动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更好的比赛成绩。
大多数国家，虽然运动员以个人资源支撑其参赛，而比赛带来的丰厚经济报酬，也给了他们通过兴奋剂提高比赛成绩的动机。
有人说，兴奋剂给体育带来的危害，远大于体育的商业化，兴奋剂从根本上打击了体育的可信赖性，摧毁公众对体育的信任。
1.希克斯和士的宁
1904年，第三届夏季奥运会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
在马拉松比赛上，美国选手弗雷德·洛茨（Fred Lorz）正一马当先跑在前列。不过十多公里后他突然感到不适，双腿抽筋，便搭了一辆汽车准备返回运动场。
当时，马拉松比赛是从运动场出发，跑完四十多公里之后再回到出发的运动场。洛茨乘坐汽车行驶了17公里之后感觉身体恢复，又下车继续跑，最后，洛茨第一个回到了出发的运动场暂时获得了此次比赛的金牌。
1904年奥运会田径选手
可是洛茨明明是坐了17公里汽车，根本不是自己跑出的第一名，排名第二的另外一个美国选手托马斯·希克斯（Thomas Hicks）揭穿了洛茨弄虚作假，并顶替洛茨拿到了金牌。
然而，比赛结束之后，希克斯的教练向公众揭露，希克斯在距离终点还有7公里的时候精疲力尽，无法继续比赛，于是就注射了两针士的宁（一说赛前喝了混有士的宁的白兰地）。
第一个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
药力作用虽然让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得以冲过终点，却在停止奔跑后倒地昏迷，经过抢救才重新苏醒，走上领奖台。难怪希克斯要揭穿洛茨的弄虚作假，毕竟自己受了这么多罪。
希克斯是现代体育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他使用的兴奋剂是士的宁（Strychnine），士的宁(strychnine)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药，是从马钱子中提取的一种生物碱。它能选择性兴奋脊髓，增强骨骼肌的紧张度，医学上用于治疗轻瘫。
马钱子碱，又被现代人称为“士的宁”
李煜被赐死的牵机药主要成分也被学者认为是马钱子碱
使用过量可能导致中毒，其毒性反应表现为面、颈部肌肉僵硬，瞳孔缩小之后扩大，惊厥，角弓反张，腱反射亢进，严重的可能导致死亡。
希克斯在冲过终点之后倒地，可能就是因为这种药导致肌肉麻痹。由于士的宁的毒性，它被用来作为老鼠药，在临床医疗上已经很少使用。
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的女子鞍马运动员
1908年，第四届伦敦夏季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中，意大利运动员多兰多·皮埃特里（Dorando Pietri）第一个跑到了终点。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他却神智不清，掉头继续向相反的方向跑，终因疲劳过度而摔倒。据1908年8月2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赛场上的医生向工作人员透露，皮埃特里服用了士的宁。
但是，当时人们还没有认为服用兴奋剂是一种耻辱，反而因为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敢于挑战身体极限而受到钦佩。
人们真正把兴奋剂当作一个问题，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事情。
2.苯丙胺和反兴奋剂运动
推动人类反兴奋剂运动的是一种叫做苯丙胺（amphetamine）的兴奋剂，又称安非他命。
二战时期，甲基苯丙胺（methylamphetamine）曾经被用来给军队消除疲劳、提振士气，战后被体育界借鉴用来提升运动员的比赛成绩。最早的时候，使用安非他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二战时，有能力的参战国士兵都会服用安非他命，该药在日军中被称为“除倦觉醒剂”
在1952年的挪威奥斯陆冬季奥运会上，就有滑冰运动员因为服用过安非他命而晕厥。这引起了国际体育运动机构的重视，在后来的国际性比赛中都要安排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测。不过，当时反兴奋剂措施还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1960年罗马夏季奥运会上，挪威的自行车运动员克努德·扬森（Knud Enemark Jansen）因为服用安非他命过量在比赛中当场死亡。扬森死亡事件，真正推动了国际反兴奋剂运动走向制度化。
1967年，国际奥委会把医学组改组为专门检测兴奋剂的机构，并且规定了禁用药物清单，禁药被称作“doping”。就在当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上，英国自行车运动员汤米·辛普森就因为使用过量安非他命而死在赛场上。
英国自行车运动员汤米·辛普森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开始全面检测禁药，一个参加现代五项的瑞典运动员被检测药物阳性，成为该届奥运会唯一被检测出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
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对士的宁和安非他命的检测水平不断提高，服用此类药物的运动员已经大大减少。而另外一种新的兴奋剂——类固醇则逐渐成为兴奋剂的主流。各种类固醇类的药物有大力补、康力龙、康复龙、苯丙酸诺龙、睾丸酮、一诺酮等。
类固醇类药物
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类固醇类兴奋剂的检测手段又大大提高，一大批使用类固醇兴奋剂的运动员落马。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检测出兴奋剂的项目是举重、柔道、自行车，运动员分别来自蒙古、美国、西班牙、奥地利、伊朗、荷兰。1976年蒙特利尔共有11个运动员被检测出药物阳性，来自保加利亚、美国、摩纳哥、罗马尼亚、波兰、加拿大、瑞典、前捷克斯洛伐克。1984年洛杉矶有12个，分别来自希腊、冰岛、日本、奥地利、瑞典、阿尔及利亚、黎巴嫩、意大利、芬兰。
20世纪80年代以前，北欧国家是兴奋剂使用重灾区，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使用兴奋剂的重灾区转移到了前苏联、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
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并没有随着国际体育机构增加监测力度而减少。相反，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股风潮愈演愈烈。
1993年，时任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主席的比利时梅罗德亲王向媒体披露，他认为至少10%的运动员，都在系统地使用兴奋剂作为训练和比赛的支持措施。而仅仅靠赛后检测药物的手段，很难将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全部检测出来。
尿检
因为兴奋剂检测采用尿检的方式进行检测，但并不是所有有疑问的尿样都一定会被判定为使用了禁药。因为检测可能有误差，检测的过程更要有严格的程序，包括采集样本的时间、人员、方法。
如果有环节出现瑕疵，检测结果可能不会被认定为运动员使用禁药的证据。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抽检了2000名运动员的尿样，可疑样本有16例，但最后只有保加利亚和俄罗斯的两名运动员受到了处罚。
虽然结果很美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媒体赛后对各运动队的工作人员采访，亚特兰大奥运会简直是一场药物的盛会，运动员们也是流动的实验室。
苏联的运动医学家曾经披露，苏联运动队的每一名运动员都在药物实验室专家的指导下“科学地”服用药物。而美国也有很多运动员曾经透露过他们的兴奋剂使用史。英国奥委会负责人米切尔·特纳还曾断言，亚特兰大奥运会三分之一以上都在训练期间服用了提高运动成绩的药物，田径选手使用药物的比例更高达75%。
本杰明·约翰逊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牙买加裔加拿大运动员本杰明·约翰逊（Benjamin Sinclair Johnson）因为使用兴奋剂而受罚。1987年，本杰明刚刚在意大利罗马田径世锦赛上打破了百米飞人刘易斯保持的百米世界纪录，但第二年春，他不幸两次受伤，严重影响了比赛成绩，又输给刘易斯。
为此，本杰明的教练查理和医生让本杰明加大剂量来服用兴奋剂，从而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创造佳绩。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本杰明创造了9秒79的世界纪录。然而荣耀仅仅持续了一天，本杰明就被检测出药物阳性。
此事被曝光后，本杰明成为谎言和欺骗的代名词，本杰明也被禁赛两年。
退役后的本杰明·约翰逊
两年期满后，复出的本杰明再也没有能够取得优异成绩，却再次被查出使用了禁药，被处以终身禁赛的处罚。加拿大一名官员曾公开呼吁他搬回牙买加，称他为国家的耻辱。
与此同时，兴奋剂已经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不仅有研究兴奋剂、制造兴奋剂的，还有研究怎么检测兴奋剂和反兴奋剂的。
光1984年奥运会，为检测兴奋剂就投入了200万美元的成本，1988年汉城奥运会则增加到300万美元。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前，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形象，花费260万美元对所有美国运动员进行了预检。
4.越来越多样化的兴奋剂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夕，曾经有一项问卷调查访问了198名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问题是：“如果有一种药物能够让你在5年之内包揽所有比赛的奖牌，但是5年后就会死去，你是否会选择？”回答“是的”运动员竟然有52%之多。
从1967年的扬森开始，因为兴奋剂而死的运动员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名单。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相继有20多名荷兰和比利时自行车手死去。年仅21岁的荷兰运动员约翰尼斯·德拉伊杰尔的死亡，被认为可能是用了促红细胞生成素（EPO）。这种药物能够促进红细胞生成，给肌肉提供更多的养分，从而受到很多运动员青睐。
2004年，美国旧金山的巴尔科实验室被媒体曝光使用合成类固醇——四氢孕三烯酮（THG），联邦调查局掌握了大量证据表明，一批美国著名运动员都是用了巴尔科实验室提供的兴奋剂。
国短跑名将马瑞恩·琼斯
使用THG的运动员包括美国短跑名将马瑞恩·琼斯，她于2007年在法庭上承认2000年奥运会时使用了THG。
与此同时，继EPO之后，血液兴奋剂又推陈出新，推出了新一代产品培促红素β。它是一种持续性红细胞生成受体激动剂（CERA），作用是EPO的20倍。
它最早在2009年环法自行车赛中被批量发现，国际奥委会决定对北京奥运会运动员样本进行复检，发现五名运动员CERA呈阳性，包括获得金牌的巴林运动员拉希德·拉姆齐和获得银牌的瑞士运动员法比安·坎切拉拉。
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开始之前，国际奥委会又抽取了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尿样进行复检，发现了3例生长激素释放肽（GHRP）阳性。这种物质2015年才被列入禁药清单，在医学临床上仅仅被用作生长激素检测试剂。
前东德铅球女运动员海蒂·格里克，于1997年做了变性手术
名字也从海蒂改为男人味十足的安得利斯·格里克
运动员使用这种药品，很难想象真的会对运动机能带来什么提高，但他们不计后果，不择手段，抱着有比没有好的心态，甘愿拿自己做实验品。
早先使用的士的宁，是一种老鼠药；甲基苯丙胺的另外一个名字更为人所熟知——冰毒；合成类固醇兴奋剂，绝大多数都是雄性激素，也正是类固醇类的兴奋剂让马家军的女运动员都拥有男性的外貌特征。
结语
兴奋剂的危害，不仅仅是对运动员的身体，更是对个人名誉乃至国家名誉。
在国际性的比赛中，获得优胜者领取奖牌时会升国旗、奏国歌。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亵渎了体育的公平性，必然也亵渎了领取奖牌那一刻国家象征的神圣性。
比如前苏联、东德等国家为了所谓的“国家荣誉”，不惜动用举国之力使用禁药来提高本国运动员的水平，当升起国旗的那一刹那，这是多么巨大的讽刺！
不管一个国家的运动员是否使用过兴奋剂，反兴奋剂都应该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的民间舆论共识。
正如前文所述，加拿大的短跑名将本杰明被曝光使用兴奋剂之后，等待他的是身败名裂，被称为“国家的耻辱”。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人会因为其他国家运动员也使用过兴奋剂而给本国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辩护，如果有，那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人与正常人类文明还有五十步的距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