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德国被迫分割为东西两部分。
前东德国土面积约占德国全境的三分之一，由于处于东西两大阵营对抗的最前线而显得异常重要。
东西德地图
虽然，东德的经济实力不强，居民生活困窘，但却有一个异常庞大，永远不缺经费、人员、设备的机构——“斯塔西”。
成立于1950年2月8日的斯塔西，是德语Staatssicherheit（Stasi）缩写的音译，该机构的正式名称为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
斯塔西LOGO
表面上，斯塔西存在是为了东德的国家“安全”，似乎是为了对付外部的敌人而设立的。
该机构雇用了庞大的秘密雇员担任搜集情报和监视的工作，但是事实上东德外部根本没有那些多“敌人”，被斯塔西视为的敌人，则基本上来自东德内部。
在西方人眼里，他们从来以来都没见过类似的机构，也完全无法用西方通行的语言给这样的机构下定义。
然而这样的机构就是确确实实存在过，并且深刻的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语言、行为。
“我们无处不在”
斯塔西有一句著名的格言：“Wir sind überall”，中文意思是“我们无处不在”。
它是这个百业凋零的国家里最大的雇主，拥有10万名正式聘用的探员和18.5万名非正式探员（也就是临时工）。
1986年，普“大帝”获得了斯塔西身份证
不仅如此，还有数十万东德公民曾经帮助斯塔西搜集情报。这些人被称为通报合作者，也有人称他们为告密者。
该机构自1950年成立到1989年终结，短短40多年间共有超过600万人被斯塔西建立了秘密监控档案，数量超过东德人口的三分之一。
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1907.12.28－2000.5.21）
斯塔西有一个头目名叫米尔克（Erich Fritz Emil Mielke），他掌控斯塔西长达三十二年。
米尔克灌输给属下一条工作守则：“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嫌疑。”（有趣的是，在90年代末，在一次发言中，米尔克声称“从来都是热爱人民的”）
依据这个原则，东德人任何可疑的言语、思想、计划和行为，都在斯塔西侦察的范围内。
而为了贯彻落实这个原则，斯塔西所仰仗的最重要的资源一是人，二是设备。
斯塔西探员在录像
根据1990年的统计，东德1700万人口中，每90人就有一人曾效力于斯塔西（包括正式工和临时工）。
事实上，并非每个人都心甘情愿认可斯塔西的工作，其中不少是“戴罪立功”的边缘人，火中取栗的投机者，还有勒索受迫的受害者。
斯塔西探员的录音装备
而斯塔西所使用的各种设备，在当时不仅非常先进而且种类丰富，远超东德本国的技术水准和制造能力，显然这些都是苏联提供的。
两德统一后，斯塔西档案都被存放在专门的档案馆中，统一的新德国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前东德斯塔西授权记录局的机构，简称高克机构 (Gauck) 来存放这些档案。
柏林艺术家西蒙·梅内尔被允许在斯塔西档案馆中做了两年的研究，推出一部名为《最高机密》的画册。
通过这本画册，读者得以看到斯塔西的监控工作。
在斯塔西工作的正式探员需要掌握很多技术，比如变装术。
斯塔西探员变装
再比如跟踪术，跟踪需要善于隐藏自己的行踪，并且不能跟丢跟踪对象。跟踪者需要留心被跟踪对象什么时候，和谁，在哪里见面。
人们的读物也在监视的范围之内，装作不经意从阅读者身边走过，眼睛飞快扫过阅读者的书本，迅速掌握书本的封面或者书页内的内容。
这是个十足的技术活，不仅需要超凡的眼力，也要高超演技。斯塔西的探员如果放到日本的电车里，当个“痴汉”应该是绰绰有余。
斯塔西博物馆中的展品
非公共场合的监控主要以拆阅人们的信件和监听人们的谈话为主。你写的书信在发出之前，会被邮局大量拆阅，并完好无损地粘回去。
可疑信件并不会截流，而是复印一份，并且密切监视收信的邮箱，记录下靠近邮箱的每一个人。
不仅信要恢复原样，搜查之后的房间也需要。
斯塔西大量使用拍立得，搜查前先拍摄下房间的布局，搜查之后原样恢复，不留痕迹。
位于柏林市东部的斯塔西博物馆（由斯塔西总部改造）
西德每年会向东德寄出大约2500万份装有食品和服装的礼品包裹。每一个来自西德的包裹都被斯塔西工作人员一一拆封检查。包裹中的东西常常被照下来并且被记录在案。
有的时候包裹也会遭到没收。
不过，斯塔西没收的包裹到不一定是因为“可疑”，大概率是因为包裹里有东德缺乏的必需品或者新奇玩意，斯塔西的人也就顺水推舟以权谋私了。
电影《窃听风暴》剧照
2006年，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夺得该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这部影片以一个秘密探员的人生经历为切入点，精彩还原了斯塔西的历史。
电影中的主人公是斯塔西的探员，负责监听一名男剧作家及其演员女友。在监听的过程中，他逐渐被他们的生活所吸引，转而同情他们的遭遇，最后暗中对他们施以援手。
这一故事桥段，被2020年的韩剧《爱的迫降》学来，塑造了郑万福这一角色。
“我们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一个人每年平均买2.3双鞋，读3.2本书，每年有6743名学生以全优成绩毕业。但是有一项统计是不能公布的，也许这些数字可以算在自然死亡里面。如果你打电话去问，每年有多少人因为被怀疑与西德有往来而自杀，他们一定会沉默，然后会仔细记录你的姓名。这是为了安全，只有死去才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幸福。1977年起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死亡才是唯一的希望。”
这是《窃听风暴》中的一段台词，影片表现出的恐怖和压抑气氛，也是当时东德的真实写照。这种恐怖、压抑不仅压迫着数百万被监控的对象，也同时压迫着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自身。
虽然，斯塔西的监控行为是不折不扣的系统化犯罪，但也需要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去执行，他们要小心翼翼地奉命行事。
斯塔西博物馆中的档案库
如果出了偏差，亦或是漏过了被监控者的一点蛛丝马迹而被上级发现，等待他们的命运不会比被监控者好多少。
影片主人公作为秘密谈员，他是一个加害者，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监听机器。
在一次监听行动中，他良心发现，最终作出了人性的选择，从告密、出卖、伤害，到掩护、同情、转变。这种变化，让他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在良知背后需要无比的勇气。
出生于东德的乌尔里希·穆埃（1953年6月20日—2007年7月22日）
在现实中，影片的主演乌尔里希·穆埃也曾是斯塔西的受害者。
《窃听风暴》上映后，穆埃向媒体透露，他的前妻简妮·格罗尔曼，一位话剧明星，就是斯塔西的线人，暗中替斯塔西监控自己的丈夫。已经卧病在床的简妮不承认此事，与穆埃对簿公堂。
不过，当穆埃从高克机构调取了自己往日的秘密档案来证明时，简妮突然去世，此案不了了之。穆埃本人也在不久之后撒手人寰。
被斯塔西监控或者参与斯塔西监控的人，在德国比比皆是。
有传言称，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经是斯塔西的一名线人，甚至有照片为证。但此事并不能得到确证，默克尔本人也没有回应此事。
不过确有一些现在活跃于德国政坛的人物曾经都当过斯塔西的临时探员或者线人。
但不能因此否认他们的人格，在那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人是主动希望如此的。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
斯塔西的影子
早在1991年，德国议会通过了法律对斯塔西秘密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作出了规定，赋予每一个前东德国民查阅本人档案的权利。
根据这一规定，申请查看档案的德国人共有 170万人，相当于前东德人口的10%，其中又有50万人确实看到了自己的秘密档案。
人们通过这些材料，重新发现了在他人眼中的自己。而那些“个人档案”则是他们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人、配偶亲自记录下的。
电影《窃听风暴》剧照
尽管有人担心，一旦受害者查看了自己的档案，从中发现了那些告密者，那些曾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人的名字，他们会采取报复行动，甚至会有新的流血事件发生。
但事实并非如此，民众面对真相时的态度比一些政治家所预言的要理性得多。但是也并非没有任何后果。
开放档案之后，有的学者失去教职，因为他曾在过去密告过同行，害得后者失业；也有人被迫迁居，因为他曾监视邻家的一举一动；也有些人离婚，如《窃听风暴》的主演穆埃，因为他的另一半曾是斯塔西的线人。
有人呼吁，应当停止高克机构的工作，将前东德档案全部销毁，因为它毁掉了一些人的生活，让一些人痛苦、沮丧、自责。
东德少年
但是，历史的伤口怎么可能由遗忘来修复呢？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劫难，都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反思，应该妥善保管这些劫难所留下的材料，它们是后人反思历史的根据。
而对于德国这样一个在短短几十年就经历过两次劫难的国家，更加需要彻底研究和反思。
斯塔西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起如此庞大的探员和线人队伍，与纳粹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础密不可分。
如果不彻底清算该机构的历史罪行，这种“人人自危”的文化土壤，又会在未来结出什么果实？
冲进斯塔西总部的人们
斯塔西以秘密的监控行动，宣示了自己无所不在的力量，不仅加剧了民众之间的恐惧和隔阂，也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处于透明的环境中，根本防不胜防。
唯一的保护自己手段就是自我审查，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处于安全范围内。
然而，这种安全范围也绝不是明确的标准，谁都不知道自己的哪一句话哪一个动作违反了哪一条禁忌。甚至什么都不说也不能做到绝对安全，因为有的场合下不说话也是一种错误。
在这种时代里，民众不得不用示弱以自保，甚至出卖自己的正义感与勇气，最终成为铁血机器的一部分。
更让后人痛心的是，人的沉默、屈服和献媚，让人性终结于蔓延泛滥的猜忌和怀疑，这一切竟然在一个现代国家真实的发生。
告密者的选择
1992年年底，阿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闻香识女人》上映。
片中的学生查理，因为无意中目睹了一场同学们对校长的恶作剧，被学校要求坦白恶作剧者的名单，否则他就面临着被开除的风险。
如果他如实说出名单，不仅不会被开除还可能获得被校长推荐上哈佛的名额。面对威逼利诱，查理不愿意说出同学的名字，果断拒绝了校长的要求。
电影《闻香识女人》剧照
然而，校长并不打算放过查理，对他百般刁难，千方百计想要让他就范。
最终，查理在校方的咄咄逼人下退无可退，不得不面对一场荒诞的“公开审判”。
这时，之前与查理结识的史法兰中校不请自来，为查理的所作所为辩护，驳斥了校方看似正义、实则伪善的做法。
在这部电影佳作的最后，男主角史法兰中校为查理进行了一场无罪辩护，这也是全片的高潮。
正如史法兰说的：残缺的身体远没残缺的灵魂可怕！因为灵魂不能靠义肢补救。
回到现实，不管怎么说，斯塔西已经成为了一段历史。
德国人也正在以他们特有的细致、严谨，小心处理这段历史遗留的问题。并且拥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德国人得以对两段非正常的历史进行彻底反思。
“我就不举报了”成了一种怜悯
然而在另一个国度里，告密行为似乎成了一种“新常态”。
比如有大学老师因为讲课内容而被学生秘密记录下来，因而受到处分的新闻。
上过大学的我们，对一些老师讲课喜欢带有个人情绪，都有一些印象。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老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把课堂变成吐槽，这样不好。
笔者记得十多年前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喜欢在网络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
虽然这种争论过程并不总是文明的，常有扣帽子、搞批斗，甚至谩骂、约架的情况，但这都只能说是当事人思想不够成熟，面对谩骂者我们丝毫没有感觉恐惧，只有些许无奈。
百度关键词“郑文峰”
但那些在课堂上对老师言论进行秘密记录的学生，并不会对当事老师公开自己的“意见”，绝大多数老师连争论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被“处理”了。
此种现象正让我们想起了东德斯塔西的历史，为斯塔西工作的线人，他们作出选择的原因大部分是被迫的，在时代的裹挟下不得不与斯塔西合作，主动投身其中毕竟是少数。
而记录老师言行的那些学生似乎并非如此，你能想象在一所大学里，有什么力量可以胁迫着一个普通学生，不得不记录并报送老师的言行吗？如果他不记、不报，可能有什么后果吗？绝不会有。
如此看来，这些学生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自愿的。
至于他们到底是希望以此行为求得其他普通学生得不到的好处，还是真心认为老师讲的东西就是有害的，就不得而知了。
但有一点，即使是那些希望以记录老师言行换取某种好处的学生，作出此种行为至少也证明这个学生不想继续听老师讲，不想再从老师这里学知识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换取好处的那种学生，和真心认为老师讲的是“不当言论”的学生，都是不想学知识的人，本质一样。
对于这种人，向他们传授真正有价值的知识，也就没有意义了。
更有甚斯塔西者
在百度搜索“学生”、“老师”、“不当言论”这几个关键词，竟然出现600万个搜索结果。
只要在网络上混迹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许多年轻一代的思维就是“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
搜索结果约11,800,000个
如果他们在网络看见让他们不爽的言论，他们就想要让发声者闭嘴，并付诸行动，甚至恨不得置其死地。
也可能他们根本不屑于斯塔西的那种秘密监控。
他们公然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曝露在网络上，并引以为豪，时刻提醒着每个人：“小心你们的嘴，否则让你尝尝让我们不爽的后果”。
这些年轻人认为，这个世界有明确的敌我关系，不仅在现实政治里，更在古代历史中。
谈文明，就一定要把本国的古代文明和世界文明分割开来，提到本国就一定是“优秀”、“自豪”。谈外国，就一定是“针对我们”，打来打去。
他们所看所写的，永远是“气炸”、“爆哭”、“好暖”、“泪目”的主流文章，他们感觉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常常陷入“永远热烈盈眶”的自我感动中，仿佛拥有某种情绪疾病。
现实中，这些人对待老师和同胞又异常狠毒，热衷于开展群体暴力，擅长扣帽子和收集材料。
这样“主动”的人比“被动”服务于斯塔西的人更为卑劣。
结语
14世纪初，在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的生命耗尽前，他完成了人类诗歌史上不朽的作品——《神曲》。
在但丁所描绘的地狱世界里，第九狱名为背叛Betray。
在第一圈关押着背叛家人、亲属者；在第二圈关押着背叛自己祖国、团体、社会者被抛入冰湖中（乌格利诺伯爵、鲁杰利大主教）；第三圈关押着背叛自己的客人、来宾者。背叛自己的主人、老师、领主及神者。
而在地狱的最底点（地心），困在冰中的三头魔王撒旦（背叛上帝的大天使），三张嘴分别咬着犹大、布鲁图斯和卡修斯。
但丁地狱图
在但丁看来，背叛是所有罪恶之中最邪恶的一种。为什么？
因为信任是人类社会免于崩溃的必须条件。
如果信任被人为破坏，那就相当于在空气中放毒一样，因为每个人都要呼吸空气，你在空气中放毒，那人人都必死无疑。
如今，斯塔西已死去，但矗立在柏林的斯塔西博物馆却时时在提醒人们，往事并不如烟。
斯塔西博物馆
被斯塔西监控的人，他们在全然不知自己被监控的前提下，反而可以在私下里无所顾忌地暴露出人性、良知和思考，对在隐秘角落“偷听”的探员，散发出生而为人的光辉。
与此同时，斯塔西积累的秘密档案卷帙浩繁，以至于斯塔西自己都无法一一过目，客观上也让大多数可疑的人逃过了铁血机器的制裁。
这就是斯塔西时代透下的一丝希望的光芒。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斯塔西探员都像《窃听风暴》的主人公一样良心发现，但只要人心中有善的种子，一旦那些荒谬的时代过去，就能在人心中重新生根发芽。
永远记住一句话：在任何艰难的岁月里，告密者可以赢一时，只要人类的良知没有完全丧失，告密者就不可能赢一世。
（完）
参考资料：
1、Anastasia Boutsko，看图揭秘斯塔西的秘密世界，2013
2、[英]蒂莫西·加顿艾什，《档案：一部个人史》
3、[德]彼得・施奈德，《柏林：欧洲灰姑娘的分裂与蜕变，分裂与创新》
4、看理想《梁文道：出卖，作为一种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