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网友”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大起来。
他们可以对一个作家大加挞伐，仅仅是因为她写的东西不是“正能量”的歌颂。
他们也可以对一个官方法律类报社的社长开展“人肉”，“深挖”他之前的言论，甚至扬言希望“处理”这位社长。
对于普通的学生、青年们，“网友”的威力更是雷霆万钧，能让患病的少女在网络上消失，也能无视公民隐私曝露留学生的家庭信息——如果没挖出来，那就编一个。
截图源于微博
几天前，一篇关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报道，揭示了国内网民总数达9.04亿，其中月收入不足5000元的占总数72.4%，学历低于大专的占总数的80.5%。
那些常常“气得发抖”、“看哭了”、“厉害了”的或许都是小学生、初中生，客观上他们的知识水平不足以支撑他们理解什么叫隐私，也不足以支撑他们了解20世纪后半叶当中有那么10年之间发生的惊天浩劫。
这似乎是“网友”威力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你敢“递刀子”我就敢动刀子
经常上网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是青年，我们讨论“网友”的力量为什么越来越大，也就是在谈论一部分青年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
凡事既有客观方面，也有主观方面。
客观方面是人多嘴杂、整体水平低下，但主观方面就涉及到基本的人性问题和稍微高一个层次的道德问题。说得稍微严重一点，就是人性缺失、道德沦丧。
主观方面问题的形成，离不开环境影响和具备话语能力那一方的主动引导。
在青年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语言最近出现了严重的错乱。
什么叫“调查”
某大学宣布，根据“网民”的反映，有教师在网上说了几句话，“网友”认为说得不对，学校听从“网友”的意见对该教师开展“调查”。
截图源于微博
“调查”一词，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其含义是“为了解情况进行考察”。
此处的“情况”当指隐藏的、隐秘的。比如因为没有显性指标而隐藏在生活现象背后，上文提到的网民收入和学历结构调查就是如此，需要通过一定方法才能搞清楚。
又或者是出于某种目的而隐藏情况，像“调查案情”、“调查真相”等。
也就是说，“调查”一词，只能用在非显性的宾语之前。
再看大学老师在网上发言的事，人家老师是在社交平台发布言论，属于公开发表。
在社交软件上发表言论，属于“广而告之”
主观上，发言的人本身就是希望广而告之，如果不想广而告之，她就不会在社交平台上发，最多只是私信与他人点对点发。
客观上，只要同样使用一种社交平台的人，都能轻易看到发言者所发布的任何内容。
在社交平台上发言，是完全公开的，不仅发言者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想看的人也随时可以看，这不存在任何隐藏、隐秘的问题，谈何“调查”？
谁可以“调查”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某官员涉嫌违纪违法，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监察调查是《国家监察法》赋予国家监察机关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定权力，《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赋予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案件调查权，法院在开展诉讼活动过程中可以对案件事实开展法庭调查。
《国家监察法》
在立法机关中，可以就特定问题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这里的“特定问题”指的是人大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过程中的问题。
在汉语中，“调查”是一个十分具有官方性、权威性的词汇。能够开展“调查”的往往是公权力机构，其开展调查的权力也必须由法律来赋予。
被调查者也必须是特定对象，或是国家工作人员等特定身份人员，或是诉讼参与人等参与特定活动的人员。
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的特别授予，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得对公民个人进行所谓“调查”。
有趣的是，被“网友”攻击的人身份不同，造成的影响也不同。
截图源于微博
那位官方法律类报社的社长被“人肉”之后，并没有任何后续，此事不了了之，而某高校的教师被“网友”攻击之后，她供职的高校宣布要对她“调查”。
一个是官方报社，一个是非“985”、“211”，非国家级“双一流”的大学，两者处理问题的方式区别如此之大。
不得不让人感叹，越不是个东西的东西，越自以为是个东西，越要把假的弄得跟真的一样。
何为“不当”
在一个社会中，判断一件事“当与不当”，有两种评价体系。
一是道德层面的评价体系，一是法律层面的评价体系。
前者是模糊的、柔性的、非强制的、不可追究的，后者是明确的、刚性的、强制性的、可追究的。
一个人做了不道德的事、说了不道德的话，会受到人们的谴责。
这种负面情绪也许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比如亲友离他而去，但他作为一个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减损，尤其是劳动权或者说职业权，说白了就是他的工作职位、工资待遇不受影响。
而一个人如果违反了法律，不仅可能被人谴责，而且还会收到法律的制裁，轻则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重则受到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处罚，他会让渡甚至被剥夺一部分公民权利。
那么问题来了，“不当言论”究竟是属于哪个层面的问题呢？
如果是法律问题，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我们翻遍法典也找不到符合的条款，事实上也没有一个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对其立案调查。
如果是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本身是模糊的标准，不同人心中有不同的道德，我们假定所谓“不当言论”真的违反了某些人的道德，那凭什么要根据这些人的所谓“道德”而“被调查”、“被处理”呢？
谁规定“不当”
我们看到，某大学是根据“网友反映”认定某教师言论“不当”的。并且据此成立“调查组”来开展“调查”。
从字面意思上来看，该大学大概是认可网友认为的“不当言论”确实属于“不当”，随后的“调查”，其目的是为了查清楚这个“不当言论”是否是这个老师说的。
另外一所大学的通告，字面意思更加明确，“进行核查”，指校方认可“网友”对于“不当”的判断。
此事有蹊跷。“当”与“不当”本来就是一种不知所云的评价体系，不知道是指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
既如此，“当”与“不当”的标准也就更加是虚妄的，一部分网友认为“不当”，不代表其他人也认为“不当”，那些“反映”问题的网友所认为的“不当言论”就不应当成为一所学校当然认可的标准。
对于校方来说，即使需要回应网友的诉求，也应该首先界定何为“不当”，再判断是否“不当”，最后再谈如果“不当”该怎么办的问题。
怎么可以直接就认可一部分网友的说辞，并直接指出将“严肃处理”呢？
“网友反映”什么时候成了这个社会上最大的法官，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要什么就做什么。
堂堂高校又什么时候做了“网友”的提线木偶，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主见，甚至上级主管部门都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听任网络上的少数人指挥呢？
“反映”等于判决
近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不止一次听到，有学生觉得老师讲的不认可，就轻点“举报”。
甚至有专门的一种学生群体，就是负责在课堂上评判老师所讲“当”与“不当”，并且向某个机构“反映”的。
大学课堂
这与我们所理解的正常的师生关系大相径庭。
老师给学生授课，学生如果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老师所讲内容不认可，应当与老师进行探讨、辩论，如果辩赢了老师，自然是坚持己见为好，如果辩不过老师，就得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哪里理解错了。
可是我们当代的很多学生，不认可老师所讲的内容，根本懒得去跟老师辩论，而是把问题直接诉诸具备某种掌控老师权力的机构去处理。
学生中的某些坏X开始学会钓鱼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学生自己对老师的言论先做了一个判决，并将此判决提请有权力的人去制裁老师。
我们所不理解的地方在于，为什么有权力的人会听学生的，而不听老师的呢？如果听学生的，岂不是把制裁权直接交给了学生，自己只是个执行机构？
网络上同理，网友觉得他人的言论自己不认可，大可展开辩论，而不是去“反映”。
热衷于诉诸公权力“反映”处理他人的人应该看看《罗伯特议事规则》
因为如果对方的言论真违法了，执法者早就介入了，哪还轮得到你来“反映”？
他们懒得辩论，直接“反映”，一方面是辩不过，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有自信，接受他们“反映”的人也一定会认可他们的“反映”，从而让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闭嘴。
这种自信又是从哪里来呢？
结语
扭曲的语言环境和扭曲的思想环境是伴生共存的。
一个具备官方性、强制性的“调查”被教育机构滥用，模糊不清的评价标准“不当”上升为与法律同等位阶的社会话语，一少部分人的“反映”直接称为左右他人命运的判决，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形能够出现在健康的社会中。
扭曲的词汇表达，并不仅在语言层面，它深深改变了很多人的思维，同时也超越网络，成为实际发生的人际活动而深刻影响了很多人的行为和利益。
也许，很多青年真的认为，雇主就有这个权力对雇员进行“调查”，社会就应该根据他自己的好恶以“当”和“不当”来评价，而只要站在特定的立场上，“反映”就一定能转化为对他人的判决。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不能过分责怪青年们思维扭曲，也无法指望写一篇文章就能把他们的思维扳回来。
出现如此悲剧，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包括那些已经被“调查”、“处理”的人。
如果他们不那么轻易受到影响，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去回击那些侵犯自己隐私权、劳动权、名誉权的人，即使官司未必能赢，社会环境都会不似这般扭曲。
这也许是拯救那些“坏青年”的一个办法。
（完）